国企背景

病毒疫情对国有企业的经济影响与对策
病毒疫情对国有企业的经济影响与对策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全面冲击中国经济,企业首当其冲,但中国国有经济具有较强韧性,不会因此改变其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

目前,冲击的时间取决于病毒肆虐的时间,但冲击后经济能否快速反弹,则取决于我们的应对政策是否精准、力度是否足够大。

病毒疫情对企业经济发展的对策,要在充分认清疫情的基础上,从政府与企业两个层次来做出正确决策,提出控疫情、稳增长、抓调整、促转型、稳预期的实质性措施,抓好疫期经济,实现后疫期经济迅速反弹,保证完成小康社会必须的经济增长指标,趁机加快供给结构转型升级。这件事情,影响长远,更决定现实,而且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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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疫情将深层次影响国有企业发展

从受疫情冲击程度看,第三产业大于一二产业,民企大于国企,小微企业大于大企业,农民工大于正式工。疫情导致的区域封闭、人员禁行、企业停工停产,正常经营计划被打乱、运输成本上升、生产要素流动受阻、收入和现金流中断。目前,主要表现为对服务业、最终消费两个层面产生影响。而制造业、房地产、基建投资短期基本停滞。

值得重视的是,这次疫情对企业经济影响,呈现出一个鲜明特点,是 民企与国企、小微企业与大企业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三链相连,唇齿相依,利益相连。对比2019年春节,2020年超长“春节”造成企业损失数万亿元,仅仅交通运输企业损失就超5000亿元。与2003年发生的非典相比,深度与广度有过之无不及。根据2003年二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较一季度大幅快速回落2个百分点。因此,第一季度比上年同期下降回落2个百分点在情理之中。企业增速将会进一步放缓,2020年GDP增速下滑到6%以下无悬念。而且,中国经济放缓必然拖累整个全球经济。

病毒疫情对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动力源减弱,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引擎大幅下降。微观个体普遍受影响,民航、铁道、公路、运输、旅游、零售、房地产等企业受冲击最大,建筑业、金融业、农林牧渔等行业受波及,医药、医疗、电力、互联网等行业受益。例如,2019年春节假期,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4.15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139亿元,今年几乎停止,类似中国旅游集团、华侨城等受重创。尤其是外贸,目前60多个国家限制中国进入,市场损失巨大。

资金流遭受严重冲击,对金融企业与资本市场的影响直接。目前,上市公司基本面恶化,使资本市场的有效支撑减弱,本来就疲弱不堪的市场雪上加霜,存量资金博弈格局依旧,震荡下行的趋势不会发生变化。因实体经济遭受严重冲击,金融行业尤其是银行业面临资产质量压力。部分企业的还款可能会出现问题,借新还旧的现象将更为突出,逾期贷款率将会有显著上升,企业债券违约现象也会更为突出,特别是有可能会呈现出区域和行业较为集中的现象。

物流动脉受阻,对整个上下游带来灾难性影响。一些地方为了有效防控疫情蔓延,对“人流”采取严格措施,断路、断航甚至“封城”,整个工业制造业包括钢铁、化工、电力、装备制造以及轻工电子的原材料、零部件及其产品销售如因物流跟不上而被迫停下来。供应商原材料、零部件进不来,复工生产后产品运不出去。物流中断和疾控措施引发的产业链、供应链中断带来的冲击,形成了转移替代,部分行业三十年制造业基础丢了,很难再找回来。

人流受到阻碍,复工成为难点。工人回不来,封路、封村、劝返、拒入、户籍、住所、隔离时间等问题,导致相当数量小微企业生产和营业停摆,而房租、工资、利息等费用刚性支付,企业将蒙受巨大损失。从长期来看,处于各类产业链末端的小微企业和中小企业,如果经历持续的停产停工,可能面临的是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破产的风险。

供应链上下及横向传导风险,对制造业的冲击被放大。国企和民企多数是上下游关系,民企从事制造业偏下游,但也更加接近市场。大部分国有企业都有很多外协零部件供应商,与民企合作。这些企业处于不同城市的不同区域,政策不同程序不同,恢复生产时间不同、互相匹配极难。民企、中小企业与服务型企业的困难多是“即时困难”,国企多是“延时困难”,国企困难具有滞后性特征。部分中小微企业面临破产倒闭,会影响制造业和拖累大企业。部分较脆弱的制造行业的产业生态,因此会被破坏,从而导致长期的负面影响。

重点企业产业链,导致下游企业面临断供停产。湖北国有企业及河南、浙江、广东等受影响重的省市延迟复工的影响进一步被产业链放大。湖北省的汽车制造(东风集团)、武钢(宝武集团)、建筑工程(葛洲坝)、药品零售(九州通)和通信设备(烽火通信、闻泰科技),一些千亿产业集群有较长的产业链,武汉封城必然影响到其他地区的生产。

如果考虑到此次防控力度的加大和经济总量差异,此次疫情不应太悲观,但是从产业链所放大对中央企业与制造业影响来看,与2003年发生的非典相比,深度与广度都有过之无不及。面对疫情,我们必须有勇气承认现实,接受挑战,不畏困难,共克时艰,只有这样才能早日战胜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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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病毒与非典时期对企业影响的区别

目前,人们的预测普遍以2003年非典对经济的影响为参考。2003年SARS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仅体现在第二季度,造成当季GDP增速短暂回落2个百分点,后随着疫情解除,经济增长迅速反弹,全年增速达10%。相比非典,本次疫情治理政府应对较快,经验更为充分。然而,理性研判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不能照搬10多年前的数据简单推演。

与非典时期比较,现在处在经济下行阶段,而不是经济上行阶段,企业压力更大。

也可能出现强者恒强、弱者被淘汰的局面。2003年中国企业处于库存周期、产能周期、房地产周期共振向上的阶段,整体经济趋势性、周期性上行,人口红利释放,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充裕。一方面,外贸需求旺盛推升中下游需求,叠加信贷环境宽松,企业主动补库存,带动工业库存水平于2002年11月持续上升。另一方面,2001年前后我国开启第三轮产能周期,重化工业、城镇化快速发展,同时由房地产市场化引致的地产行业快速发展,钢铁、有色行业投资意愿高涨,产能周期及房地产周期共振向上。

总体来看,“非典”疫情仅是经济上行期间的一股短暂“寒流”。自2010年以来持续下行十年,宏观杠杆率偏高,房地产投资受融资收紧影响处在下行通道。但是,从另一角度看,很多平时做不了做不到的事情这时候变得轻而易举,中国企业的环保问题、循环经济都会顺势发展,对城市环境的治理、过剩产能的退出,都将给企业带来下一步前进的动力。因为疫情的发生,医疗、健康、健身、体育等产业的重要性被接受,消费提升明显,而一些抵抗力较差的弱小落后企业将被迫退出市场,这正符合企业发展的趋势。

与非典时期比较,现在是逆全球化抬头,而不是全球化开始,企业发展外部环境变差,但是出口交易方式也在发生变化。2003年中国正处于入世后的全球市场红利期,因9·11事件后中美关系温和,国际贸易活动相对活跃。2001年中国加入WTO开启改革开放新篇章。受全球经济放缓和中美贸易摩擦影响,2019年中国对外、对美出口分别为0.5%和-12.5%,创2008年以来新低。我国是全球商品出口的第一大国,不排除部分国家和地区出于中国新冠疫情的隔断考虑,也会减少或暂停从中国进口与疫情相关度较大的商品。从而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制造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也要看到现在的国际交往显然不是2003年可比,目前外需扩张有限,国际电子商务的关系,网络端交易会大幅增长。从国际贸易来看,都是有很长的商务周期,短期一个月的波动只会造成订单延迟,而不会影响大局。

与非典时期比较,当前第三产业占比更高,疫情对服务业带来的负面冲击被放大,但将会被下一步的增速抵消。非典时期第三产业的规模不大,其增加值占我国GDP的比重为42%,2019年已经达到54%了。而此次遭疫情重创的恰恰是第三产业。受SARS影响,2003年二季度服务业增速降低2个百分点。考虑到本次防控力度大造成对第三产业冲击更大,很可能造成旅游、餐饮、航空、交通、商贸零售、电影等行业短期负增长。病毒对中国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的影响较大,但会被今年其他时间的增速抵消。春节假期遭遇疫情导致的旅游业大面积影响,也会在随后的五一、暑期和国庆黄金周收获失地。

与非典时期比较,现在国企、民企产业依赖性更大,产业链深度影响上游,但是制造业下游受影响小。因为制造业是通过产业链将不同生产环节联系在一起的,中小企业多处在市场下游,更是中国制造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一旦下游一环受到冲击,其他环节也会受到影响。目前由于正值春节,疫情尚未对制造业产生实质性影响,然而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恢复生产的时间未知。受2亿多农民工延迟返程的影响,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受冲击比较严重。好处是,制造业没有受到伤筋动骨的打击。疫情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于旅游、餐馆、酒店和航空业,而且是短期的,制造业的直接影响较小且将在后期弥补。

与非典时期比较,现今中国GDP是100万亿元,经济损失将以8倍左右计算,但是恢复与拉动能力也强。非典时期,中国GDP总量只有13.66万亿元,而现今中国GDP已经高达100万亿元。非典时期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只有12家,而现在是129家。这么巨大的差异,意味着受疫情冲击和影响的经济活动总量要远远大于当年。本次疫情对经济总量的影响将是SARS时期的8倍以上。反过来说,大有大的好处,恢复与拉动能力也强,受损失的面将会被中期的爆发式增长而弥补。

对比2003年非典期间疫情对企业的影响,预计此次疫情波及企业范围更广、影响程度更深。影响大的是小规模的商业企业,多数国有企业并没有受到重创。疫情暴发的m直接影响会集中在2020年1-3月,乐观的估计,整个疫情会在2月中旬开始回落,到3月上旬就变成个案散发状态,除了湖北,其他地方的大规模防疫基本结束,大部分企业的生产经营将稳步复苏或快速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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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层面的五大政策建议

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最关键一年,且要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目标。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后的不变价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按此测算,2020年的中国经济最低增长率要保持在5.6%以上,国有企业去年销售总额是5.6%,今年不应低于这个线。我们不仅能防控疫情传播,也要严防发生经济运行的风险。按照“政策托底,短长结合,化危为机,确保小康”的思路,有效、有力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在国家层面,在前期针对疫情防控已出台的各方面措施的基础上,再推出一批支持保供的财政、投资、税收、金融、社保政策,释放更大的空间,给予企业以支持。全国两会后,对所得税、部分增值税等进行调整,以践行中央三年减税降费的承诺。

在财政政策方面,加大财政货币政策支持力度,补贴疫期受损企业。首先,特定时期要扩大财政支出规模,给予受疫情影响期间受损企业的财政贴息,财政赤字率可上调至3%。二是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1万亿特别国债,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减税降费和对疫情地区进行转移支付。三是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餐饮、旅店、旅游、娱乐、民航、公路客运、水路客运和出租汽车等行业减免部分政府性基金;四是发行应对本次疫情专项债;五是对医院、医务人员以及疫苗研发、医疗物资生产企业进行专项补助,包括重点医疗防控物资,全部由政府兜底采购收储。

在投资政策方面,加大对交运、教育、医疗等行业的投资,以刺激需求。今年1月份,各地已在以较快速度发行财政部提前批复的2020年新增1万亿元专项债额度,为基建投资的反弹储备了较为充足的资金来源。随着专项债新增额度加快发行并落实形成实物工作量,这一积极的变化可能会带来基建增速上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确定的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通信网络建设,自然灾害防治重大工程市政管网、城市停车场、冷链物流,农村公路、信息、水利等设施的建设项目应当早一点上马。对于人口流入地区的都市圈城市群可以进行适当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交运、教育、医疗等行业的投资,以刺激需求、稳定就业、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中国制造竞争力和提高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

在税收政策方面,加大对企业特别是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减税降费力度。对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扩大产能购置设备允许税前一次性扣除,全额退还这期间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对运输防控重点物资和提供公共交通、生活服务、邮政快递收入免征增值税;对相关防疫药品和医疗器械免收注册费,加大对药品和疫苗研发的支持;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车船使用税;适当减免受疫情影响严重的部门的增值税,亏损金额抵减盈利月份的金额以降低所得税;对参与捐赠的企业和个人行为予以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抵扣,不受目前企业所得税税前利润12%限额的约束,鼓励社会捐赠。

在金融政策方面,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解疫情对企业经营情况的冲击。建议央行加大购买国债的力度,在二季度疫情缓和后进一步降准降息;给予特殊时期还本付息延期支持,鼓励但不强制商业银行对主要疫区湖北下降利率,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信贷支持;信贷不能错配,有限的信贷要投放到资金回报率高的行业和企业,对提升当期经济增长有明显作用;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行业,以及有发展前景但受疫情影响暂遇困难的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到期还款困难的,可予以展期或续贷;并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方式,支持相关企业战胜疫情灾害影响;用好专项再贷款政策,支持银行向重点医疗防控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生产、运输和销售的重点企业包括小微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由财政再给予一半的贴息,确保企业贷款利率低于1.6%;继续对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进行风险排查及处置工作,将此次疫情定性为不可抗力的外在因素,缓冲因股市下跌而导致的强行平仓风险。

在社保政策方面,进一步降低社保缴费率,养老、医疗缴费率,力保企业稳岗。考虑到疫情导致的开工延迟、假期延长等因素,对 2020年中小企业的“五险一金”费率再降低至少1个百分点,尽量降低企业负担;鼓励地方采取缓缴社保费等方式促进企业稳岗。可以考虑尽快落实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有关政策,快速解决制造业用工短缺问题;如果3亿农民工中有2亿能在城市落户,能快速补充城市劳动力、有效延长农民工工作年龄、年度工作时间,延长人口红利机遇期;同时考虑取消企业住房公积金制度。现在我国房地产早已市场化,商业银行已成为提供房贷的主体,将之取消可为企业和职工直接降低12%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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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层面应注意疫期经济与中长期结构调整

企业面对疫情下的经营背景,需要用新的方式和认知。从短期看,要抓住机遇,发展疫期经济,及时实施调整生产计划、调整供应链管理、做好现金流安排等措施,和各利益方进行主动沟通;从长期看,疫情危机也是一个加速淘汰和加速升级的过程,那些能升级自己、提升免疫力的企业,将会化危为机,进行结构调整,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从而走向真正的转型升级。把疫情危机,变成企业自我变革升级的契机,需要企业在以下8个方面做出变革。

立即行动起来,在保证安全卫生的前提下,抓紧复工复产。全面做到两手抓两手硬,两者相辅相成,做好战疫和安全是前提,而保生产是基础也是保障。抓住、保证和稳固国有企业在全国产业链、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位置。国企可以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分类治理,分类复工。没有疫情的地区,要在确保不让疫情传入的同时,通过专人专车专厂专线的方式,推动恢复生产,抓供应、抓保障、抓运输;在疫情不严重的地方而生产亟需的区域,则要在做好防疫,控制安全的前提下组织生产;在有疫情而生产不急需的地区可以考虑延迟复工复产;在疫情严重的地区,全力以赴抓好抗战疫情,但也要派专人专车保障基本的国计民生。

重视疫期经济与后疫期经济的特点,适时调整,迎接爆发式增长。在抓紧做好现有企业复工、开足马力生产的同时,在中央企业中,医药、建筑、民航、粮食、盐业、供电、能源等行业发挥自身优势,多措并举,做好公共服务和各项保障。行业不但不减产减收,或还会增收;加快疫期生产,尽快转产扩能,向湖北疫情防控提供药品、设备、防疫物资和生活用品等。

国有企业庞大的建筑力量,在火神山、雷神山等重大工程中打出了威风,在防疫期间建设医疗设施中将继续发挥作用;相关国企要帮助民企解决资金、资质、生产场地、设备购置和原材料采购等实际困难,推动全产业链协调联动,增加紧缺的重点医疗防控物资生产。 所有国企要准备“后疫期经济”,提前做好基建项目储备,疫情过后大搞基建。旅游业对GDP的贡献已经达到11%左右,一旦疫情过去,在清明、五一、暑期、国庆等重要节点,迎接旅游业爆发式增长。

推进经济结构调整,重视新的产业机会,重新界定市场格局。本来,2020年要围绕国家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国有资本布局优化调整,危机也是一种新的契机。企业如果能在危机中找到一个明确的方向并增加投入,之后所获得的增长将是无法估量的。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核心业务出发,开展体系重构,开发“疫后重建”工程;央地重组规模扩大,有效推进企业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包括化解过剩产能,加快处置低效无效资产;在医药行业、大健康行业、现代物流、5G通讯、人工智能、物联网、生物医药、新金融科技、民用通航等新供给创造出更多新需求。此次危机,暴露出医疗体系大量的痛点:医药资源的紧缺,缺口罩,缺试剂,缺设备,要重新看待医药行业。

抓住互联网拐点,利用5G机遇大发展,数字化产业结构升级。2003年非典之后,中国的电子商务进入了快车道,网购、移动支付为代表的一大批互联网公司带动经济的转型发展。事实上,企业在疫情中发现新技术的更高价值,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正好利用5G机遇大发展。当武汉封城,全国各地都在建议自我隔离,取消线下各种活动的时候,拥有线上平台的企业反而是大展手脚的时候,一些不具备线上平台,但是具有数字化能力的企业,也快速和平台对接,找到自己的机会。经此疫情,企业要真正动起来,让自己成为一家拥有数字化技术的公司,无论是商业模式,还是组织运行模式,都变成数字化模式。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积极发展新动能,占领战略制高点。新经济中基础性、投资回报周期较长、风险较大的行业,如芯片产业基金等,国有资本要占领战略制高点。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应尽快转型升级。在经历过这次疫情冲击之后,“线上”可以彻底改造“线下”,改造传统产业,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快推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重塑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的生机。

加快国企市场化改革,完善激励机制,激发微观主体活力。通过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完善激励机制,统筹运用股权激励、分红激励、员工持股等激励方式,激发企业各类人员积极性创造性。要注意兼顾企业和员工利益,落实员工带薪休假制度的同时,延长的假期及推迟开工的期间内按一定比例支付基本薪酬而非强制工资。积极开展职业经理人与市场化选聘,让企业更充分地走向市场;加强国企内部管理,挑战极限式地降低成本。缩减费用、剥离不良业务、杜绝亏损及没有质量的增长,确保现金流,同时要确保竞争力。

加强国企与民企深度合作,加快混合所有制经济,保护产业生态。高度重视保护产业生态、保护产业链和供应链、保护中小企业。华润、保利、中粮、中化、招商等中央企业在疫情发生后,主动支持中小企业,减免商户租金,协助打通供应链,保障民生供应畅通,加强产业链合作,开拓线上销售服务渠道,这些做法,受到中小企业欢迎,应当保持。要加快混合所有制经济,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国企混改在公共服务行业进一步向民间资本开放,有助于增强市场信心。一方面国有大企业发挥产业价值链条带动作用,提供平台,整合资源。民营企业提供竞争环境、市场需求。通过两者的相互补充发展,向着大中小企业血脉相连、命运相依的生态发展。在打通线上线下平台时,国有企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销售业更多地与民营互联网产业实行战略性重组。

改进工作和管理方式,变革传统的组织模式,实施弹性工作管理。在病毒传播期间部分企业可以采取以居家办公的模式坚守在岗,形成了分工明确、科学调配、群防群治的工作局面。“视频会议”作为 工作开展、疫情防控的主要会议形式,进行可视化线上工作部署、交流讨论、同步工作情况、汇报工作进度等;在企业管理上辅之以目标管理和关键绩效考核;企业应安排上下班时间错峰管理。从更深层次着眼,汲取这次疫情危机中组织管理的教训,变革传统的层级组织模式封闭的、僵化的组织状态,变革管理者画地为牢、管控为主的管理习惯,让组织能够应对变化,采取智能协同的工作方式。面对不确定性,克服障碍,协同行业内外的合作伙伴,取得更大成长性。

这次疫情对国有企业是一次严峻考验,考验每家企业内在免疫力、整体协作能力、平衡发展能力与创新升级能力。中国国企经济韧性极强,产业潜力充足。相信中国的国有企业能够做好“战时”的疫期经济向“常态化”机制转变,做好中长期的调整,加快国有企业布局优化,以新供给创造出更多新需求。经过这次危机,实现产业的整体转型升级,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将更扎实,将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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