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代开国内信用证

信用证“黑金”利益链调查:8家国企陷“融资性贸易”骗局 违约潮真相 房企城投平台境外发债受限

信用证“黑金”利益链调查:8家国企陷“融资性贸易”骗局





一宗离奇的诈骗案日前在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在2014年10月至2016年4月的一年半时间里,作为犯罪嫌疑人的罗家涛一伙,以合作为由联系8家企业开立90天远期信用证作为支付手段,代其从境外公司进口货物,并在此过程中涉嫌通过诈骗手段将货物私自出售,涉案金额高达4.44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8家企业均具有国企背景。在遭遇诈骗的同时,不少企业又被货物出口方逻各斯以未按约定开具90天远期信用证为由告上了法庭。而逻各斯为“杉杉系”旗下公司,并与罗家涛一伙控制的甬久商贸合作关系紧密。

罗家涛一伙为何专门挑具有国企背景的企业进行诈骗?逻各斯为什么对90天的远期信用证念念不忘?这种以贸易为幌子、以融资为目的贸易模式为什么被国资委明令禁止?随着调查的深入,一起“融资性贸易”的大案浮出水面……

□本报记者任明杰欧阳春香

“空城计”偷天换日

2015年年初,通过一名叫作季玲的女子牵线,甬久商贸的老板罗家涛找到中国力源,称有意与后者合作开展代开信用证和代理进口业务。

梳理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相关判决书发现,具体的合作模式是:甬久商贸向中国力源支付20%-30%的保证金,由中国力源开立90天远期信用证作为支付手段,代甬久商贸从境外的逻各斯公司进口塑料粒子。到港后,塑料粒子存放在第三方公司泛海国际的仓库,待甬久商贸支付货款后,力源开具出仓通知单允许塑料粒子出仓。

中国力源觉得这种合作模式可行。但问题是,中国力源并不具备开立90天远期信用证的资质。于是,中国力源找到了上市公司金隅集团全资子公司金隅商贸,由金隅商贸具体负责代开信用证和代理进口塑料粒子的工作。

中国力源相关负责人张丽(化名)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我们一共签了九单合同,第一单执行的比较顺利。但从第二单开始,甬久商贸就出现了延迟支付信用证保证金和货款的情况。到了2015年10月底,有客户去仓库验货时被保管方拒绝。”

预感大事不妙的中国力源和金隅商贸急忙前往宁波进行核实,结果发现,价值数亿元的塑料粒子不翼而飞。于是,中国力源和金隅商贸赶紧在宁波当地报案。经公安机关查明,中国力源和金隅商贸掉入了罗家涛一伙精心编造的骗局。

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庭审了解还原了罗家涛一伙涉嫌犯罪的事实过程。

罗家涛一伙为实施诈骗,成立甬久商贸,在未支付相应货款和未取得货权转让的情况下,将塑料粒子私自出售,并多以低价抛售。罗家涛一伙将所得货款部分用于偿还被害单位所欠的货款,部分用于公司和个人支出、归还个人债务、支付中间人好处费等。

而作为牵线人的季玲则充当了帮凶的角色。中国证券报记者从相关途径获悉,罗家涛称,季玲帮忙联系了力源公司,卖掉塑料粒子的货款,她也从中获得巨大利益。

问题是:塑料粒子存放在第三方公司浙江外运宁波泛海国际货运公司的仓库,在没有支付货款和拿到金隅商贸出具的出仓通知单的情况下,罗家涛一伙是无权提取存放在仓库里的塑料粒子的。他们是如何偷天换日将数亿元货值的塑料粒子拿去出售的呢?

经查明,所谓的第三方仓库,竟然是罗家涛一伙使用伪造的公章、合同专用章、营业执照等材料,将自己控制的仓库假冒成了泛海国际的仓库,以便监守自盗。为了以假乱真,罗家涛一伙甚至还为存放在“泛海国际”的货物买了保险。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在中国力源员工对仓库进行考察及和金隅商贸对仓库货物进行检查时,犯罪嫌疑人之一的姜骥就假冒泛海国际仓库经理接待他们,季玲与之相互配合“瞒天过海”。

不过,罗家涛一伙的骗局并非天衣无缝。仓库可以假冒、公司名称可以假冒、公章可以假冒,罗家涛甚至还安排人假冒泛海国际的员工与金隅商贸签订了仓储协议和报关协议,但唯独有一样东西没法假冒,那就是银行账户。

中国证券报记者拿到的一份中国银行开具的《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显示,2015年7月7日,金隅商贸向甬久商贸控制的账户打过一笔104万元的账款。但是,收款人名称却不是“泛海国际”,而是宁波浙泛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罗家涛一伙露出了马脚,但金隅商贸方面却疏忽了。

更令中国力源和金隅商贸感到吃惊的是,他们代理进口的塑料粒子甚至都没有入库就被罗家涛一伙私自卖掉了。

金隅商贸的员工曾多次前往仓库进行盘查,并没有发现异常。既然塑料粒子早在报关之前就被罗永涛一伙私自卖掉,仓库里堆积如山的塑料粒子来自哪里呢?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在金隅商贸的员工盘货之前,仓库人员就从外面借点或买点塑料粒子放到仓库,数量完全不足。实际上,仅外面一圈堆着是塑料粒子,中间是空心的。罗家涛一伙为了掩人耳目,骗过金隅商贸的盘查人员,特意在塑料粒子上面盖上了苫布。而塑料粒子化学成分稳定,露天摆放都没问题,完全没必要盖上苫布。

据查证,在罗家涛一伙构建的惊天骗局中,中国力源和金隅商贸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2014年10月至2016年4月,罗家涛一伙以相同的模式,从包括中国力源和金隅商贸在内的8家公司,共计骗得货值4.44亿元的塑料粒子。

事已至此,中国力源和金隅商贸原本以为待警方查明案情后追回损失就行了,但事情的后续发展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杉杉系”浮出水面

就在中国力源和金隅商贸为遭遇诈骗头疼不已的时候,2016年5月20日,金隅商贸又被塑料粒子出口商逻各斯告上法庭,腹背受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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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各斯的理由是,金隅商贸没有按照约定,在2015年8月5日前开出90天远期信用证,请求法院判令金隅商贸向其支付违约金110.24万美元。这起案子在2017年1月18日和2018年1月10日进行了两次庭审。最终,逻各斯的诉讼请求被法院一审驳回。2018年4月28日,二审在宁波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金隅商贸在一审诉讼答辩时指出,逻各斯是杉杉物产在境外设立的公司,杉杉物产与甬久商贸存在长期合作。金隅商贸在二审诉讼答辩时进一步指出,逻各斯提交的关于货物转卖给第三方的证据显示,逻各斯上游的卖家和下游的买家,也是“杉杉系”境内外的关联公司。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中国力源得到的一份签订于2015年9月25日的《购销合同》显示,杉杉物产的全资子公司杉杉鸿志欲从中国力源手中购买一批货值5087.52万元的塑料粒子,并于2015年9月28日支付了1700万元的预付款。

“这批塑料粒子是帮甬久商贸代理进口的。当时甬久商贸迟迟不交付信用证保证金和货款,我们正着急的时候,杉杉鸿志主动找了过来,说这批货他们要。我们当然很乐意有人替甬久商贸接盘。”张丽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但是,随着甬久商贸东窗事发,这笔交易最终流产。为此,杉杉鸿志起诉中国力源,法院判定中国力源偿还杉杉鸿志的1700万元的预付款,同时向杉杉鸿志支付340万元的违约金以及29.6万元的律师费。

问题是:既然逻各斯是杉杉物产在境外设立的公司,杉杉鸿志又是杉杉物产的全资子公司,杉杉物产“自买自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在整个的贸易链条中,杉杉物产与甬久商贸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查阅中国裁判文书网以及实地调查发现,通过类似的代开信用证和代理进口贸易模式,被逻各斯以信用证违约告上法庭的公司远不止金隅商贸一家,而且大多数公司以败诉告终,其中就包括广州的中民飞。

中民飞相关负责人王刚(化名)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2015年4、5月间,也是通过这位名叫季玲的女子牵线,甬久商贸联系上了中民飞,称有意进行代开信用证和代理进口合作。而货物的出口方,同样是杉杉物产在境外注册的公司逻各斯。

王刚发现,甬久商贸与杉杉物产的关系非同一般。

2015年6月23日,甬久商贸通过邮件向中民飞发送了两份邀请函,分别为甬久商贸和杉杉物产邀请中民飞考察并洽谈业务,上面盖有甬久商贸和杉杉物产的公章,邮件还附有甬久商贸提出的代办信用证和代理进口的合作方案介绍。

“当时,甬久在合作方案里有意渲染杉杉物产是他们的主要供应商,称他们40%以上的业务是与杉杉物产合作的,刘春梅是杉杉物产此项业务的负责人。为了让我们放心合作,罗家涛和刘春梅还安排我们前往宁波进行了考察。”王刚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随后的8月10日,中民飞与甬久签订了《代理进口协议》。8月11日,中民飞又与逻各斯签订了《买卖合同》,约定中民飞向逻各斯购买货值485.89万美元的烯烃类货物,并于8月18日前开出90天远期信用证,后来双方将开证日期延迟至9月15日前。

“签完合同后,刘春梅就不断催促我们尽快开立90天的远期信用证。但我们多次向她核实货物信息、到达港口和到港日期等信息时,却一直没有得到真实的情况反馈。加上我们对这种代理开证的合法性有所顾虑,最后没有给逻各斯开立信用证。”王刚表示。

与金隅商贸等被卷入甬久商贸惊天骗局的8家公司不同的是,由于在开立90天远期信用证的问题上出现了卡壳,中民飞最终没有帮甬久商贸从逻各斯代理进口烯烃,从而幸运地躲过一劫。

但是,与金隅商贸一样,中民飞同样被逻各斯以信用证违约为由告上了法庭。逻各斯请求法院判令中民飞赔偿因为信用证违约而产生的货物转收差价、滞报金、报关费等一系列损失,以及因损失产生的利息,共计1820.5万元。

中国证券报注意到一个细节耐人寻味。在庭审中,中民飞出具的证据显示,早在2015年7月7日至8月1日期间,合同项下的货物就已经全部到港。但是,8月31日,逻各斯却通过邮件告知中民飞,货物将于9月10日前到达上海港、宁波港。

让中民飞难以理解的是,既然在签订《买卖合同》之前,合同项下的货物就已经全部到港,完全是现货,并非专门进口,逻各斯却要求其赔偿滞报金、报关费、堆积保管费、港口作业包干费、滞箱费等一系列损失。

一个更大的疑问是:既然货物早就到港了,杉杉物产为什么要对中民飞隐瞒货物的实际到港信息?同时,货物已经到港就不存在进口问题,杉杉物产却催促中民飞给逻各斯开具进口货物所需的90天远期信用证,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排除种种迷雾,杉杉物产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5月17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多次致电杉杉物产,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向领导汇报以后回复,但截至发稿前并未回复。

融资性贸易阴云

王刚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整个贸易链条中,杉杉物产的真实目的并不是贸易,而是拿到中民飞等代理公司开立的90天远期信用证后,去进行融资。

他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为了应对逻各斯的诉讼,中民飞在整理过往的民事判决书的过程中发现,逻各斯作为原告的多起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均通过开立90天远期信用证而实现融资目的。

这种融资模式对于很多业内人士来说并不陌生,即“融资性贸易”。这就是杉杉物产对90天远期信用证念念不忘,甚至不惜隐瞒货物真实到港信息,而要中民飞为其开立90天远期信用证的原因所在。

有业内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融资性贸易主要有7种模式,“逻各斯-代理公司-甬久商贸”构建的贸易闭环被称作“委托采购”模式。此外,还有托盘贸易、循环贸易、质押监管、仓储保管、保税仓、保理等模式。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案件过程中留意到一个有意思的情况:被罗家涛一伙盯上的公司,国泰华盛、国泰盛大、金隅商贸、上海海外、厦门国际、东方国际、舜天汉唐、重庆外贸、中民飞,无一例外都具有国企的背景。

“当时,甬久商贸找到我们时也是看到我们的名字是‘中’字头,以为我们有国企甚至央企背景。”张丽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但我们不做贸易,没有大宗的流水,也没有这种融资需求,所以才去找金隅商贸。”

那么,罗家涛一伙为什么专挑具有国企背景的企业进行诈骗?

“开立信用证需要保证金,如果在银行有授信,最少只需要交10%的保证金就行。如果没有授信,则需要交100%的保证金。所以,这种融资性贸易一般都找信用资质好的国企开立信用证。”某大型商业银行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他进一步指出,很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很难从银行拿到贷款,民间信贷的融资成本又太高。而不少国企资金头寸比较宽松,容易从银行获得授信。两者结合,在企业之间的借贷被明令禁止的情况下,就产生了融资性贸易这种模式,并在2015年前后大量流行,甚至一度被看作是一种金融创新模式。

在融资性贸易的链条中,开立90天远期信用证的国企也有好处。一方面,通过开立信用证可以拿到货值10%。左右的提成作为手续费。这可以看作是向开立90天远期信用证的对手方收取的利息;另一方面,通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参与其中的国企可以拿到17%的税点返还。而且,通过这种贸易模式,可以达到业务冲量的目的。

单纯从开立信用证的国企和使用信用证融资的民企来看,可谓各取所需。但作为货物的真实买家,其利益又是什么呢?如果这个买家同时是卖家,即便能形成贸易闭环,但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仍然很大。如果这个卖家是第三方,则可能是一场骗局,比如罗家涛一伙。而最后买单的,则往往是腹背受敌的国企。

中民飞更是在庭审答辩时指出,甬久商贸作为涉案货物的真实买家,并不需要该货物。这表明逻各斯以国际贸易为名,行国际信用证融资之实。此手法使银行表外融资规模膨胀,严重扰乱国内金融秩序。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如果监管不够严格、程序不够严谨,会让流动性有所扩张,扩大融资规模。而且,融资性贸易通常没有充足的资产抵押,是一个相对宽松的融资通道,比一般的信贷要难以控制。”

业内人士指出,融资性贸易本质上是以融资为目的的虚假贸易。在逻各斯和中民飞的案件中,整个贸易链条甚至只有资金流和票据流,而没有货物流,脱实向虚,造成金融空转,严重违反中央政策。

早在2014年出台的《关于推进广东省属商贸业务风险防控及企业转型创新的指导意见》就明确规定,以借出资金赚取息差为目的的融资性贸易业务要限期清退,以融资为目的、无真实货物交易的虚开发票等虚假贸易业务要坚决禁止。

融资性贸易也引起了国资委的高度关注。2015年下半年,国资委政策法规局与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共同完成了融资性贸易法律风险防控及管理课题报告,对国内融资性贸易的发展现状、产生纠纷的原因和特点以及融资性贸易的参与主体及主要形式进行了分析。

国资委对国企参与融资性贸易明令禁止。2017年两会期间,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指出,将严格控制盲目投资,单纯为了扩大规模,特别是融资性贸易要严格禁止。

2017年7月19日,国资委召开会议再次重申:违规融资性贸易要坚持“零容忍”,坚决严肃整治。要进一步加强监管,及时发现、处理企业新发生的融资性贸易损失事件,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严肃追责问责。中国证券报




违约潮真相:已到为那场“资产荒”还钱高峰期 或再次见证历史




中国证券报  刘夏村



2018年1月30日,浙江绍兴。一场雨雪过后,天气格外阴冷,当天的最高气温只有三度。

当天下午5时许,该地的知名上市公司——金盾股份董事长周建灿,从上虞国际大酒店坠楼身亡,身后留下了高达98.99亿元的债务。

彼时,人们似乎并未意识到,一轮债务危机正在来袭——尽管这一事件引起广泛关注,但舆论的焦点一度却是,周建灿是否高杠杆巨额融资买入乐视网而血本无归。

直到3个月后,另一家体量更为庞大的浙江民企——盾安控股集团向浙江省政府紧急求助的报告在网上被流露出来。这家曾连续9年入围“中国企业500强”企业在紧急求助报告中说,其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流动性困难,各项有息负债超过450亿元,其中有120亿元为债券。

5月11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首次对外发布了月度债券市场风险监测报告。这份报告显示,4月违约债券4支,违约债券总面额为38.5亿元。2018年累计违约债券15支,违约债券面额128.64亿元,分别较去年同期增加25%和33.58%。

进入5月份,又有中安消、盛运环保、神雾环保、凯迪生态等多家上市公司出现债务违约。与此同时,在信托计划、券商资管计划等“非标”领域,近来也频频曝出“兑付危机”,其中不乏融资主体为上市公司的产品。

面对着滚滚而来的债务违约潮,人们开始疑惑:这是怎么了?

100BP的焦虑与负债狂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视线拉回到2016年。

这一年3月中旬,盾安控股召开了春节高层年会,提出到“十三五”末,成为控股8—10家上市公司,年销售额超1000亿元的多元化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在这次会议上,盾安控股董事局主席姚新义做了《乘风破浪正当时》的讲话。

资料显示,盾安控股1987年9月26日创立于浙江诸暨,集团总部位于杭州滨江。其核心产业包括精密制造与先进装备、民爆化工、风力发电、光伏发电、新材料、现代农业投资管理等。

彼时,姚新义的壮志雄心并非没有依据,至少从资金支持的角度看的确如此——盾安控股的资信评级升至AA+,为后续融资工作提升奠定坚实基础;旗下两家上市公司盾安环境、江南化工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司债、短融等形式,丰富了融资品种。

更重要的是,姚新义赶上了一个“不差钱”的时期。

2014下半年开始,央行接连降准降息,中国进入货币宽松周期,出现了近两年的信贷高峰;同时,金融处于扩张时期,金融同业业务大爆发、资管乱象又进一步放大了资金供给。由此释放的大量流动性在2015年A股大跌后“横冲直撞”,涌入债市和非标领域,直接压低了债券及非标融资利率。这样的情形发展到2016年8月,更是有券商预计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可能会低至1.7%,一些债券交易戏谑而又焦虑的感慨到:“突然发现我们的职业生涯还剩100bp了,好恐怖”。

所以,这段时期,又被金融机构称之为“资产荒”。为了寻找资金出路,金融机构不惜采取“信用下沉”的策略,由此产生了种种事后看来颇为“荒谬”的行为。

一些银行为了拿更低评级的债券(一般而言,债券评级越低,收益越高),就采取了委托资管机构进行投资的方式,规避相关规定。在高收益资产普遍难寻的时期,资管机构也非神仙,为了满足高收益要求,一些资管机构就暗自违背约定的投资范围,买入一些更低评级、流动性更差的债券。

在非标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一些信托公司开始通过降低风控标准来寻找收益较高的资产。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为例,此前信托公司开展这类业务是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但此时,不少在全国展业的信托公司开始将业务重心向中西部转移。

而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凭借更为灵活多样的融资手段,更受金融机构青睐。例如某国有大行浙江分行就专门成立了上市企业科,专门围绕上市公司来做业务。

对于不少民企而言,那是一段“负债狂欢”的日子。

首先,便宜的资金让他们有足够的动力去借新还旧,偿还成本更高的银行贷款、信托融资。例如某大型地产商就表示:“2016年,该公司高效把握境内公司债发行的政策和市场窗口,成功发行225亿元低成本境内公司债及ABS,用于替换历史较高成本融资。”

其次,当民企的扩张野心,遇到金融的扩张周期,往往意味着债务的扩张。盾安集团就是一个缩影。海通证券的研究显示,盾安集团的有息债务规模从2011年底113亿元快速增加到2017年9月末的360多亿元,占总负债的占比超过80%,资产负债率也随之抬升至64.54%,2018年一季度末进一步增加到66.34%。

更有甚者,一些企业通过发债、非标融资后,大量买了理财产品,形成了一条“企业融资—买理财——理财再投债、投非标”的资金空转链条,并且为了提高收益层层加杠杆放大了金融风险。

一项统计显示,2012年,A股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金额仅为71亿元;2013年暴增至1667亿元;2014年增至3474亿元;2015年超过5500亿元;2016年则逼近8000亿元。

所以,在这一年,对“流动性陷阱”的担忧开始升温。

小提示:

所谓流动性陷阱,通俗一点说就是,大量的货币发行出来以后并没有能够迅速地拉动经济,也就是企业没有进行有效投资,就好像被吸入了巨大的黑洞。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基于企业降低财务成本,或者金融机构风险控制,一些企业尽可能的负债短期化。而这些短期的资金,往往被用来进行长期投资,这就意味着,此后企业需要不断滚动发债,才能维持平衡。

统计数据显示,那的确是一段债务快速扩张的日子。在债券领域,2015年新发各类债券22.3万亿元,较2014年增长87.5%;2016年新发各类债券36.1万亿元,较2015年增长54.2%。在非标领域,2016年信托资产规模突破20万亿元,较2015年增长3.7万亿元。

在当时“资产荒”的氛围下,无论是在为100BP的职业生涯而焦虑的金融机构,还是正在享受“负债狂欢”的民营企业,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上述种种,正在为2018年的“违约潮”埋下伏笔。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2018年3月中旬,继续当选新一届董事局主席的姚新义,在盾安控股集团高层年会上做了《坚定信念,踏实行动,为实现行业第一不懈奋斗》的讲话。这次高层年会再次强调了盾安的“十三五”目标——“十个业务板块上市,百亿元年利税,千亿元年销售收入”。

但是,盾安集团面临的融资环境已经大不如前。海通证券的研究显示,曾在2015年和2016年发行了大量债券的盾安集团,在2017年之后仅发行了3期短期融资券,2017年11月有一期短融取消发行,2018年5月初计划的一期短融也未能成功发行。

这不仅仅是盾安集团一家面临的问题。此前的“负债狂欢”,被2016年底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债市大幅震荡所终结。此后,在防风险、去杠杆的背景下,货币政策转向中性偏紧,针对金融同业业务、影子银行等一系列金融强监管政策落地,金融扩张时代由此终结,债市委外、非标融资也因此都大大收缩。换句话说,相比“资产荒”时期,企业的融资渠道已经全面收紧、融资成本明显上升,尤其是对于中低资质的企业而言,更是如此。

但是,那场发生在“资产荒”里的“负债狂欢”,也到了还钱的高峰期。天风证券的研究显示,公司债在2015年开始扩容,发行了大量3+2和2+1期限结构的品种,这批债券将陆续在今年进入回售期。而在当前整体去杠杠、严监管的金融环境下,前期大量依赖债券融资的中低资质企业如何找到可替代的融资渠道以应对今年的到期回售高峰,成为燃眉之急。

在信托产品、券商资管计划的非标领域,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按照普遍2—3年的产品期限,大量发行于2015年、2016年的非标产品也将密集到期,需要企业兑付。

如果说,金盾股份原董事长周建灿的悲剧更多是缘于涉足大量民间借贷属于个案,那么,5月2日晚盾安控股集团给浙江省政府的一封“求救信”被曝光,才让人们真正意识到:一轮债务违约潮正在到来。

天风证券的研究指出:截至5月11日,今年已有10家主体曝出债券违约,除去此前已经发生过违约事件的5家主体(春和集团、大连机床集团、丹东港、川煤集团、中国城建),今年又新增了5家违约主体,分别是亿阳集团、神雾环保、富贵鸟、凯迪生态、中安消。从新增违约主体的数量看,相较于去年前5个月仅新增江泉集团1家,今年信用债违约的节奏明显加快。

某股份制银行浙江分行原行长进一步指出,除了资金方面的原因,企业过度扩张、产业处于下行周期也是导致此轮违约潮的深层次原因。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姜超认为,各风险主体长期存在大规模投资支出,导致对外部融资依赖性过高。一旦再融资出现问题,很容易出现流动性紧张。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明明认为,今年以来的信用风险,更多的体现了景气在行业间的博弈与成本的转嫁。归功于产成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上游的景气对于下游当前更多的不是传导而是博弈,中下游企业面临着成本端的涨价与利息的涨价,工业企业利润中权重更高的仍然是上游类企业。煤炭、钢铁火热的行情背后,下游行业的发行人风险确确实实正在酝酿。

债券、非标产品的频频“爆雷”,也让那些当初为了获得高收益而做的“荒谬”的行为“现身”,引发金融机构之间的扯皮,金融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纠纷。从“资产荒”里的疯狂,到如今的“凄凄惨惨戚戚”,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对于这些当事人来说,再回首,不知是否会泛起这样的酸楚: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疯狂的代价

一位知名券商分析师说,信用违约事件就像“小强”,当你发现一只时,你一定能猜到,在它旁边,还藏着更多。

种种迹象显示,在金融收缩、大量债务集中到期的背景下,债务违约潮可能仍将持续一段时间。近日有媒体统计,76.97万亿元的债券余额中,有24.56%的债券将会在明年5月内到期。海通证券的研究亦显示,从低等级债券(主体评级AA-及以下,剔除短融和超短融)到期量来看,3月和4月高峰过后有所回落,但8月起将再度上升且持续较高,兑付仍将面临考验,违约潮或未完待续。

从始于2014年的“资产荒”,到如今的债务违约潮,可谓潮起潮落。而当潮水落后,方知谁在裸泳。

一些研究人士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只不过是又一轮周期的演绎。就像一位券商固收首席所言:“中国债务的整体风险无疑是可控的,但我们不能因为整体风险的可控,就忽略了其内部的结构性问题。一个庞大经济体的债务系统,总是需要在周期轮回中,通过不断地调整与出清来实现新的均衡。因此,债务出清这个现象本身是一直存在的,只是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和剧烈程度有所不同。”

但是,在出清的过程中,总会有人要为之前的疯狂付出代价。
 

知名经济学家管清友认为,2018年我们可能会继续见证历史:第一,可能是中小金融机构的倒闭。1990年代末那次出清,如果没有广国投、海南发展银行的破产,可能很难出现实质性的进展。第二,可能是一批违法违规从业人员的落马。伴随着过度金融化和杠杆化,过去几年的违法违规现象也时有发生。第三,可能是个别大型企业集团和上市公司陷入困境。大型企业集团由于信用堪比政府信用,在融资上享受了诸多便利,所以在这一轮加杠杆中最为凶猛。

与此同时,在“违约潮”中金融机构的集体非理性行为也遭到质疑——在过往的风险案例中,往往是先知先觉的银行抽贷,成为事件的导火索,继而引发各类金融机构“撤退”,形成负向反馈,导致企业违约甚至破产,最终形成一个非理性的结果。但是,对于单个的金融机构而言,这显然是一个“囚徒困境”。事实上,这一轮违约潮下,已经有一些金融机构索性对民营企业集体回避。正如一位债基投资经理所言:“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力量之一,民营企业如果遭到金融机构集体抛弃,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所以,如何重建金融机构对于民企的信任,在此时已显得至关重要。



解读两部委发文:监管趋严 房企城投平台境外发债受限




中国证券报 刘丽靓 林婷婷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近日联合下发《关于完善市场约束机制严格防范外债风险和地方债务风险的通知》,严禁企业以各种名义要求或接受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为其市场化融资行为提供担保或承担偿债责任,切实做到“谁用谁借、谁借谁还、审慎决策、风险自担”。同时,募集资金要重点用于支持创新发展、绿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等。

专家认为,文件出台恰如其时,将引导企业资金脱虚向实。结合此前外汇局最新规定,房企和城投平台境外发债将受限,而符合我国战略发展需要的产业将得到支持。

企业境外发债放量

2015年9月14日之后,发改委将中资企业境外发行债券审批机制改为备案登记制,由于境外融资成本相对低廉,中资企业尤其是房企及城投平台境外发债规模快速增长。

据外汇局披露的数据,截至2017年12月末,全口径外债余额为17106亿美元,较2016年末增长2948亿美元。从期限结构看,中长期外债余额6116亿美元,占比36%;短期外债余额占比64%。从机构部门看,银行债务余额占比49%,广义政府债务余额占比10%。

中信建投数据显示,2017年至今,中资企业境外发债规模达2932亿美元,尤其是对于城投平台和房地产企业均是重要融资渠道。2017年至今,城投境外发债规模近160亿美元;其中,2018年以来城投境外发债规模45亿美元,约为同期城投境内发债规模的4%。房地产企业2017年以来境外债券融资近654.6亿美元,约为同期房企境内发债融资规模的78%。

天风证券认为,从政策上和实际操作中,监管对于地产的海外融资一直是相对审慎的态度,随着中资房地产企业境外发债的放量,监管机构可能会控制节奏和规模,保障债务的安全性。

外债政策持续强化

随着今年地方债务风险化解的任务迫切性提高,地方平台融资环境进一步收紧,针对外债的管控政策正持续强化。

外汇局国际收支司司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近日表示,外汇局正在会同人民银行研究进一步完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充分发挥其逆周期调节作用,统筹平衡好“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防范跨境融资风险、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关系,充分发挥管理政策的前瞻性和协调性,确保外债风险总体可控。同时,强化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借用外债的管理,除有特殊规定外,房地产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得借用外债;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外债结汇需要经过外汇局批准等。

此次两部门下发的通知要求,拟举借中长期外债企业(含金融机构)要实现实体化运营,依法合规开展市场化融资,充分论证发行外债的必要性、可行性、经济性和财务可持续性,同时依托自身资信状况制定外债本息偿付计划,落实偿债保障措施。严禁企业以各种名义要求或接受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为其市场化融资行为提供担保或承担偿债责任,切实做到“谁用谁借、谁借谁还、审慎决策、风险自担”。

新时代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表示,通知主要是为了防风险,通过完善市场约束机制来防范中长期外债风险和地方债风险;同时支持发展实体经济,尤其是创新发展等重点领域,为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服务。

通知提高了企业举借中长期外债的门槛和要求,也意味着企业举借中长期将会进一步收紧,根据文件精神和外汇管理局最新规定,房地产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境外发债将会受限。

引导资金“脱虚向实”

通知指出,要紧密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着力支持综合经济实力强、国际化经营水平高、风险防控机制健全的大型企业赴境外市场化融资,募集资金重点用于支持创新发展、绿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等。

通知要求,拟举借中长期外债企业要建立健全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管理决策机制和财务管理制度。申报企业拥有的资产应当质量优良、权属清晰,严禁将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公共文化设施、公园、公共广场、机关事业单位办公楼、市政道路、非收费桥梁、非经营性水利设施、非收费管网设施等公益性资产及储备土地使用权计入企业资产。

通知指出,利用外债资金支持的募投项目,要建立市场化的投资回报机制,形成持续稳定、合理可行的财务预期收益。如募投项目取得投资补助、运营补贴、财政贴息等财政资金支持,有关决策程序必须依法合规,必须把地方财政承受能力和中长期财政可持续作为重要约束条件,坚决杜绝脱离当地财力可能进行财政资金支持。同时,要切实加大事中事后监管力度,并加大惩处问责力度。

潘向东指出,两部委的文件主要是明确可以使用外债的企业要求和资金用途,为了引导企业资金“脱虚向实”,进一步探索外债的正确使用方式。选择优先支持综合经济实力强、国际化经营水平高、风险防控机制健全的大型企业,因为这些企业有能力合理控制外债风险,同时又可以利用国际市场低成本资金支持实体经济产业转型和推进供给侧改革。

财政科学研究院资源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陈少强表示,文件并不是限制企业发外债,而是规范方向、规范来源和管理,是深化改革开放背景下防范风险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战略举措,将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一方面对符合我国战略发展需要的产业通过这种市场化的融资,能够取得相对较低的融资成本,支持我国经济发展,同时也是支持“一带一路”,促进周边沿线国家的发展。另外,要规范使用外债,用市场的手段尽量减少外债内在化,防止风险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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